▲ Y Combinator CEO Sam Altman，Photo Credit: TechCrunch

原文出自 blog.samaltman.com《Before Growth》，作者為 Y Combinator 的 CEO Sam Altman。36Kr 編譯，Inside 獲權刊載。

我們一直對創業公司說：你必須快速發展。這是一個發自肺腑的好建議，但是我認為目前矽谷的創業公司正朝著一種不健康的方向發展——很多創業公司在設定每周發展目標之前並沒有真正考慮好自己想做什麼。剛開始創業的前幾個禮拜，創始人需要想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這樣做。然後需要創造使用者真正喜歡的產品。此後，公司才應該集中到發展上來。

如果創業公司過早制定發展目標，常常會導致公司製作出一些使用者可能會喜歡的模糊產品，使用 Growth Hacker 對此進行掩蓋。這種方法起初是奏效的，它會欺騙投資人一陣子，除非投資人開始挖掘保留數據，但是最終這種方法是不可行的。

我認為最初的正確指標是：「是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會非常喜歡我的產品，然後自發地口口相傳？」創始人最好將精力集中到這個問題上，如果答案為「是」，再將精力放到發展目標上。

優秀的技術公司有時會花時間想清楚自己真正在幹什麼，他們這樣做時，通常會進行二次測試，然後才把精力放在發展目標上。這是真正優秀的公司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1]，如果你沒有弄明白這一點，再多的 Growth Hacker 也無法讓公司變得優秀。

此外，如果創業公司一開始沒有考慮清楚使用者喜歡什麼樣的產品，那麼他們很少能有優秀公司所具有的使命感。

注：[1] 這些公司獲得成功的另一種因素，人們很早之前就想清楚的另外一點，是某種程度上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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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he Creators Project

原文刊載於 UDN 聯合新聞網，Inside 獲授權轉載。

A MAZE Festival 創辦者暨藝術總監 Thorsten Wiedemann，以及 Lucid Trips 共同設計師 Sara Lisa Vogl，在上週間於柏林 Game Science Center 進行名為「Disconnected」的計畫中，藉由 HTC VIVE 進行連續超過 48 小時的虛擬實境「生活」體驗。而除了在第 25 小時中出現一點恐慌，但長時間的虛擬實境體驗似乎並未讓 Thorsten Wiedemann 身體、視覺產生任何異狀。

從實驗內容來看，Thorsten Wiedemann 所使用 HTC VIVE 依然是最早的開發者版本，與此次 CES 2016 期間揭曉的 HTC VIVE Pre 不同，同時在連續 48 小時內分別體驗 Tiltbrush、AltspaceVR、VRChat 等內容，其中更包含許多仍僅為 demo 的展示項目。

連續超過 48 小時處於虛擬實境中，聽起來似乎有點瘋狂，但 Thorsten Wiedemann 強調本身身體並未因為這樣的體驗過程出現異狀，甚至也未出現視覺異常或暈眩情況，因此認為在未來生活體驗將有越來越多應用與虛擬實境技術結合，未來更重要的確實還是對應虛擬實境技術的內容。

而為了讓更多開發者作為參考，Thorsten Wiedemann 與 Sara Lisa Vogl 更將此次體驗過程透過網路直播，並且預期可帶來深度沉浸式體驗的虛擬實境應用將會在 2026 年前後大量擴展。

由於目前虛擬實境體驗仍受限在現有 PC 硬體效能、建置成本，以及虛擬實境設備仍無法帶來比擬「真實視覺」的感受，例如透過高解析度螢幕顯示內容依然會有晶格感、視角影像模糊或變形，甚至因為影像遲滯造成暈眩感等情況，但若未來此類問題具體獲得改善時，或許將帶來諸如虛擬實境中毒、無法釐清真實或虛擬等更多不同層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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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elminium)

在台灣，因捷運官方初期宣導，搭手扶梯多習慣靠右站，不過現在就算因設備易耗損等理由，取消靠右的限制，民眾還是習慣靠右邊站，空出左邊讓給趕時間的人。而在英國也有類似的情形，倫敦地鐵為了疏解人潮，在人潮眾多的大站霍爾本試行為期三個禮拜的「全站立」政策。

根據英國 Yahoo 報導 ，2015 年12 月 4 日 倫敦地鐵成功運載了 482.1 萬旅客，也創下了單日人次新紀錄。仔細想想那些感應卡、自動門，甚至一開始竟然有人想到要在地下挖個大洞，然後把火車放進去，都讓地下大眾運輸網看起來像是個奇蹟。雖然旅客可能會覺得能平安到達辦公室才是奇蹟，而非讚嘆背後精密的系統。

為了達成每日的奇蹟，倫敦的旅客們早已習慣忍受大量不可預期的障礙：軌道關閉、訊號故障、工程維修，而且練就一身不怕推擠的功夫。而根據 The Guardian，在那個星期五早晨 8:30 至 9:30 間，在霍爾本站下車的 1.1 萬名旅客看到一幅令人發火的景象，當人群到達向上的手扶梯前，可以看到有一群人站在手扶梯左邊。

英國人也許不擅長跳舞或表達情緒，不過對於公共秩序可是相當嚴格，站在手扶梯上的時候，他們跟台灣一樣會排在右邊，左邊是留給趕時間的人走的。這共識就像不插隊或是留一口菜給別人吃的禮貌一樣。在美國華盛頓，他們給擋路的人取了個名字，叫做「escalump」，手扶梯之瘤，在英國則是會聽到背後一陣嫌棄的嘖嘖聲。

「乘客非常不喜歡這些改變，」倫敦交通局的客戶策略分析師，同時也是促成這項偏離常規措施的關鍵人物之一的 Celia Harrison 說。「我做這份工作很多年了，我了解改變大眾習慣的路線，會引起不滿。」

(Photo Credit: Barney Moss)

根據 BBC ，這件事始於倫敦地鐵 Vauxhall 區的經理 Len Lau，在某次去香港玩的時候獲得的靈感。Lau 觀察到香港人會站定在地鐵手扶梯的兩側，結果這樣看起來似乎更加安全有效率。他提出報告後，Harrison 和同事們想知道用在倫敦一些擁擠的大站會不會有同樣效果，便實施為期三個月的試驗。

這個理論乍聽違反直覺，不過仔細想想還滿有道理的。讓出一條通道給趕時間的人通常是好的，不過在一些人潮眾多的大站，通道和手扶梯又特別長，願意爬手扶梯的人就比較少。根據 The Guardian，一份 2002 年的研究指出，像在霍爾本地鐵站，垂直高度 24 公尺的手扶梯，只有 40% 的人會考慮走上去。經過宣導只站一側，手扶梯的負載量減半，卻造成底下塞滿更多群眾，拖慢了大家的速度。

群眾控制專家 Dr John J Fruin 表示，人都希望有最低限度的個人空間，可以的話，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要有人緊緊貼在旁邊，或是前後一步的距離內，他稱這個現象為「人類橢圓」（the human ellipse）。因此，開放行走時手扶梯的負載量又再少了一半，因此試著降低空間的浪費還是很有價值的。

根據 The Guardian，Harrison 的同事 Paul Stoneman 做了一些初步計算，他發現理論上，若兩邊都可站人，每分鐘就能多運送 31 個人，也就是增加 28% 的運送量。霍爾本站是個很好的試驗地點，他的手扶梯坡度很陡，而且尖峰時段非常擁擠。不過結果卻不如預期，如同 Lau 提到，香港的乘客和英國非常不同 ，幾星期後的試驗檢討會上，Stoneman 問到：「我們倡導『靠右邊站』多少年了？這是相當重大的行為改變」

雖然要改變旅客的行為很困難，不過卻是增進地鐵運載量的一塊大石，更要考慮社會心理學和流體力學。流體力學是利用水流在管中的流動，來分析擁擠管道中人群流動的最佳模型。倫敦是歐洲人口成長最快的城市之一，預估 2030 年，人口會從現在的 860 萬成長到 1000 萬，預估到 2050 年，倫敦基礎建設需求將多出 60%。所以，倫敦交通局必須在這世界最古老的地下交通網，擠出每一分剩餘的負載量。

一張掛在倫敦交通博物館和倫敦交通局，1928 年的海報，描繪出一天內旅客的類型和流動，大約有 110 萬人次，而當時的運載量大到底下加註了一行「進來看看吧 搭乘地下鐵一刻都不無聊。」這還不到 2015 年平均負載量的 1/4。

(Photo Credit:  Jeffrey)

要應付人口成長，地鐵需要大量資金，當霍爾本的實驗正在進行的同時， Tottenham Court Road 花費 5 億英鎊的升級也即將完成。這在負載量邊緣運作的系統，需要使用者大量的配合。「如果大家在旅途中不守規矩，可能就會打起來。」Stoneman 說。風險這麼高，改變乘客行為絕非草率決定，背後是經過縝密計算的。

Stoneman、Harrison 和同事們在站左邊的爭議上，立場一致。他們相信這項措施能有效解決倫敦某些地鐵站的雍塞問題，隨著列車設計、班次增加、更快、更準時，月台上會出現更多旅客。

計劃要成功，他們必須有智慧又有說服力，「我們一開始認為強制介入可能是個不錯的方式，」Harrison 在檢討會說到，「讓一些穿著制服的人員站在左邊，讓人過不去，但考慮到可能發生衝突，我們就改為鼓勵的方式。」也就是他們在底下派人用大聲公宣導兩側都可以站人，並安排一些高大的便服人員擋在手扶梯左側，增添社會壓力，甚至找來情侶幫忙，在手扶梯上牽手，阻擋那些想繞過障礙的人。

根據 The Guardian，Harrison 在地下鐵服務 16 年了，雖然忙得團團轉卻很愛這份工作，她在這國際化都市碰上許多事，從日常的尖峰人潮，到 7 月 7 日的恐怖攻擊，當時主管不在，在炸彈爆炸後她還得呼叫救護車。經歷過這些後，她還是保持樂觀，上個月當實驗展開時，她早已準備了各式計畫，並在旁觀察，對於激烈的反應還沒做好心理準備，還引起包含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多家媒體關注。霍爾本計畫實行的三個星期間，根據初期的內部報告紀錄，反對的聲音迅速湧進，當然也有人不討厭這項措施，不過他們相對之下就沈默得多。

「這是懶惰和消極的象徵！」「我知道怎麼用手扶梯！」反對意見還有「慘」、「笨」、「爛」、「荒謬」、「這個主意非常糟」，在一個小時內，有 18 人覺得這項措施很「愚蠢」。一位旅客在聽到站好的請求後，對工作人員比了中指，甚至有人推開隊伍中的小孩往上走。「你難道不能讓我們照自己的想法來嗎？」另一人問到，「這又不是俄羅斯！」

如果站在左側的實驗將永久成為霍爾本站的規定，或者擴及其他大站，那它還需要更多測試和檢驗，不過以目前的「使用者回饋」來說，團隊覺得最聰明的做法是，至少開放一道手扶梯左側通行。不過以初期結論來說，不論多少人對此不滿，Lau 的直覺是對的，透過觀察及數據，Harrison 發現原本在一般上班日可以在尖峰時段可以運 12745 人的手扶梯，若只限站立，將可運送 16220 人，這比 Stoneman 的預測還要多。

你可能覺得這個結果就足以將這個模式推廣到其他類似的地鐵站，不過有個問題就是：乘客。經過員工三個星期的勸導後，乘客們漸漸能遵守新規則，不過到了試驗中止後的下一個禮拜，他們馬上回到先前的模式。所以員工正討論要再進行下一次實驗。「這有點像孩子的心態，」身為人父的 Stoneman 說。「你花了 4 天讓你的孩子上床睡覺，完成該做的事，然後隔天他們又開始晚睡。」

根據 The Guardian，倫敦交通局在檢討會上仔細審視這個問題，如果有下一次試驗，將會只用一台手扶梯，看看能不能說服使用者站定，而且不用透過大聲公和員工監督，他們會將那台手扶梯漆成不同顏色，在左邊畫上腳印，提示使用者站穩，並播放客服的全息投影取代真人勸導。

(Photo Credit: Javi)

那全息投影的內容是什麼呢？有的人認為要強調大眾利益， Stoneman 說：「如果讓他們了解這樣做是為了大家好，他們就會配合。」後來又有人指出，在倫敦奧運期間，大家都怕地鐵流量暴增，那時候他們團隊鼓勵民眾採用替代路線時，得到了與之相反的心得。「他們不是為了替倫敦形象加分，」運輸經理 James Grant 說，「要說這是為了你自己的利益著想。」「這看起來會拖慢你，但事實不然，」他說。「所以這對你有好處，能節省你個人的時間，但如果願意的話，你必須放棄在手扶梯上行走的權利。」

雖然強調公共利益似乎比較無效，不過 Harrison 不太意外，「民眾如果知道背後的系統有多複雜，一定會嚇到。」她在會議過後一週說到。「每兩分鐘要發車、控制群眾，還要處理設備故障。」在地鐵工作後，她開始遵守一項原則：門快關的時候不要勉強跑上車。「在 Jubilee 線，如果你被夾到要把門打開，就會造成誤點 30 秒。然後就會形成一段空缺，引起連鎖反應擴散開來，整個倫敦市中心就會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誤點 5 分鐘。不過我當時已經養成這個習慣，這花了我一個多月才戒掉，那你要怎麼阻止不知道背後這一切的使用者？」

儘管乘客相當叛逆，當情形重大的時候，Harrison 還是相信他們的理智。她還記得爆炸發生時，旅客離開的情形：「那是當天最震撼的景象之一，民眾完全照我們說的做，冷靜地離開現場，無私地幫助彼此，一切都靜靜地發生。」

在霍爾本的平日早晨，氣氛卻完全相反，也許這股喧鬧正是生活在偉大城市的代價和樂趣。倫敦人的天性能配合左邊站人的政策嗎？現在還說不準，改變本身就是困難的。

(Photo credit: Stéfan)

世界的地鐵

手扶梯靠右邊站的規則最早源自英國，台灣也是習慣靠右邊站，但在世界各地表現的卻不太相同：上海是可以隨便站、澳洲則喜歡站在左邊、日本各城市不同，東京站左邊，大阪站右邊。

香港和日本都曾經推動兩邊都站，最後演變成各種情形混雜，大致上來說道德因素勝過強制規定。

在倫敦，把看完的報紙留在車上是好心，但在維也納卻不能接受。

在日本列車上習慣把手機調成「禮貌（靜音）模式」，避免打擾到他人。

在新加坡地鐵上，吃榴蓮是相當失禮的行為。

在首爾地鐵上，不論周圍的人需不需要，坐在博愛座是不禮貌的行為，可能會引來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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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路透社

原文為 QUARTZ《What’s eating Silicon Valley》、 作者 Andrew Yang 是 Venture for America 創始人兼 CEO，虎嗅網編譯，Inside 授權刊登。

和大多數人一樣，我欣賞崇拜那些矽谷英雄（真正的，而不是電視節目裡面那些）。他們帶來的許多服務（如：Google、Facebook、Uber、LinkedIn、Airbnb）我們每天都在使用；他們也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他們創造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價值、財富和機遇。

我也曾和矽谷一些頂級 CEO 及企業家有過會面；總的來說，他們都是脾氣很好而又天才睿智的人。他們非常認真，並致力於打造積極有用的事物。他們中的一些也對我的組織進行了資助，對此我深表感激。但顯然，今天的矽谷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創新和技術進步中心了。

不得不說，有一些讓我感到緊張憂慮的事正在逐漸顯現。

有一些朋友告訴我說他們要離開矽谷，因為他們想重返現實世界。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告訴我說他將要離開的原因是他想依照自己在羅切斯特長大的方式養育他的孩子，而且離開矽谷後，他的資產購買力將能達到原來的三倍。另一位已經搬到舊金山的成功企業家則說他感覺自己就像是「圍欄裡的另一頭牛」，他喜歡在全國其它地方享受時光，因為這才能讓他感覺自己有所作為。

這些人在說什麼？矽谷有什麼東西讓他們感到害怕？

下面的幾個主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財富和年輕富豪的聚集地

有很多年輕人，讀過很好的大學，賺的錢比很多人見過的錢還多。在矽谷，有一些暑假實習生的工資就有一月 7000 美元，還能享受每週末回家的機票。公司用五六位數的簽約金競相聘請剛剛畢業的工科畢業生，尤其是從史丹佛大學畢業的學生更是炙手可熱。現在矽谷的平均工資已經接近 20 萬美元了，更別提不斷上漲的股權薪酬，加上它收入更是高得嚇人。

這樣高的待遇當然也有商業上的價值——我也願意向有可能有所作為的年輕人提供這樣的待遇。但這樣的待遇在人們的職業生涯中還是太早了點。

超大級競爭

科技公司往往在一個贏家通吃的生存空間中運作，也因此產生一個高競爭的文化。比方說，如果存在 10 或 100 個地圖軟體或社交網路，最後留下來的公司的價值至少能達到數十億美元，而其它的公司只能佔據極小的市場份額（其價值可能只夠給員工發工資）。這種情況導致企業組織需要變得超級高效，這就需要延長員工的工作時間，並且還要保證員工隨傳隨到。在這樣的競爭壞境下，公司只有贏和輸兩個結果，並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選擇。

努力工作當然很好。但如果你在晚餐時間看到一群人都在盯著他們的電腦螢幕，感覺還是有些怪異。

人才爭奪戰

如果你想贏得戰爭，你必須擁有最好的軍隊。資源充足的科技公司從未像現在一樣渴求人才，它們打造了大規模的招募管道以俘獲頂級工程師來構築自己的企業前景。Google 通過六位數的起步簽約金，外加獎金的誘惑在史丹佛、柏克萊、卡內基、MIT 等頂級學府招募人才。Facebook 則不斷贊助頂級學校的科技比賽，並和學校教授保持聯繫；而且為了讓自己成為最亮眼的招聘者，Facebook 也同樣投入了海量的資源。

不要以為聰明的年輕人們沒注意到這一點——史丹佛大學主修人文學科的學生比例已經從之前的 20% 以上下降到了今年 7%，直接導致歷史和英語教授沒有學生可教。一位學校管理者跟我開玩笑說史丹佛大學現在已經是「史丹佛科技學院」了。2014 年，進入科技界的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數量自網路泡沫時代以來首次超過了進入金融業的畢業生數量。

同樣，我也會做同樣的事。但這是適合最優秀最聰明人才的道路嗎？我們國家頂尖的大學變成了職業學校，這是件好事嗎？

海島文化/並不夠讚的多樣性

蘋果、Google、Facebook 等公司的企業園區和工作場所設施都是有口皆碑的，它們位於旅遊景點內。對於普通員工來說，早上起來驅車到位於樹木茂密的郊區的現代化公司上班是司空見慣的事。你還可以在那裡吃到公司補貼的美味晚餐，周圍也都是些差不多的人。一些人甚至還可以選擇從舊金山乘坐暗窗的公司巴士去公司總部，途中可以一邊戴著耳機，一邊處理電子郵件。甚至很多小公司也配置了攀岩牆和乒乓球桌。

但這樣的生活並不會將你和與你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湊在一起，而且這些在巴士和新式辦公大樓裡面的人的性別、種族、教育程度或年紀都代表不了真正的社會。「矽谷是一個泡沫」並不是指估值和金錢，而是指人們生活在一個一個的泡沫之中。

生活成本高得要命

簡單一點，只要考慮一下灣區現在的住房成本，你就足夠驚呆了。一般的普通房子的售價已經超過了 100 萬美元。小公寓也同樣很貴。帶一個臥室的小公寓起步價在 3000 美元/月以上。2015 年 8 月，聖克拉拉普通房屋的成交均價為 125 萬美元，比前一年上漲了 9%。一個老師或其它普通人能在這裡生活下去嗎？

而且就算你能負擔得起這裡的住房，生活的高成本也可能會讓你發出這樣的感嘆：「當然現在我比那些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人都富有了，但其實我並不富，只要看看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或和我一起去學校的人，他們才是真的富。」這並不是大多數人的生活壞境，但卻是一個促使人跟上鄰居節奏的攀比壞境。

以上就是那些讓矽谷內外的人都感覺不爽的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任何人的錯，只是市場使然——資本市場、人才市場、房地產市場。

這讓我想起了華爾街。華爾街的公眾形象在金融危機之後受到了衝擊，部分原因是他們得到了政府的資助，部分原因是因為這場金融危機的發生也有他們的貢獻，還有部分原因則是他們並不提供任何有形的商品和服務。

除了這些，華爾街維護商譽不力的原因還有一個：因為以上的原因，華爾街在人們眼中成了另一個平行世界——那裡都是些富有的白人，金錢到處流淌。用體育運動來舉例，這就像是洋基隊、杜克大學或愛國者隊——人們對他們的評價都很苛刻，除非他們是你的家鄉球隊。

解決大問題

對矽谷最大的批評或許來自 Vanity Fair 上近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某技術專家的話：「舊金山的科技文化就只是在專注解決一個問題：什麼事情我媽不再幫我做了？」

叫車、在網上找東西、企業生產力工具、人與人的連接——這些都是市場需求的解決方案和帶來的回報。當然，它們能用來賺錢。矽谷在這一點上和華爾街沒有區別，他們都在按照自己的邏輯填補和追求市場機會。

矽谷本來也可以在保持領先的同時讓自己遠離那些狹隘的批評，只要他們選擇去解決那些真正的大問題——那些棘手的、困難的，但卻能真正改善這個世界的問題。這些問題很複雜，很多又是長期的，而且還不一定能夠成功。它們沒有一個現成的市場，它們影響富人也影響窮人，它們往往和有缺陷的系統相關。它們並不是「媽媽曾經幫我做的那些讓我的生活更美好的事」，而更多的是「讓媽媽驕傲的事」。它們需要你做的不僅僅是進行一點檢查，而是靜下心來努力探索很多年。

我覺得有什麼問題？以下是浮現在我腦海中的一些問題，如果矽谷能幫助解決這些問題，那麼矽谷也將在道義上收穫其在經濟和知識上一樣的領導地位：

水

我們都知道加州已經經歷了多年的乾旱。這就是一個挽回名聲的好機會。灣區比加州南部受到的用水控制要少一點，但乾旱仍舊開始影響到人們澆灌草坪和玩水滑梯了，更不要說有可能摧毀整個加州的史詩級森林大火。

想象一下如果矽谷將資源用來解決這一難題。比如說建造一條連接加拿大和加利福尼亞的供水管道？或者像以色列那樣進行大規模海水淡化？大規模節能技術？如果要讓加利福尼亞的居民將你的公司當做英雄一樣看待，這就是個很好的方法。水在加州是免費的，但也並不是完全免費——所以快去給加州找水吧。

交通/基礎設施

一位 CEO 評論說早上從家裡到帕洛阿爾托的 15 英里（約 24 公里）路要用去他一個小時的時間。每當我想到這些百萬富翁每天都會在道路上堵上兩次的時候，我都會忍不住搖搖頭；要知道甚至那些致力於減少通勤時間的工程師也一樣被堵在了路上。儘管他們中一些人購買的特斯拉能幫助他們駕駛，讓他們可以時而發送下郵件什麼的。但心理學家表示通勤時長已經成為了每日幸福感的最大決定因素。想一想，如果你每天都被堵在路上，當百萬富翁又有什麼用？

我知道，Google 的自動駕駛車將在 2030 年之前成為主流，並將大大減少交通事故（同時也可能消滅成千上萬駕駛工作崗位）。在那之前呢？試一試動態收費怎麼樣？交錯通勤時間？飛行背包？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給 101 公路增加 4 個車道？同樣，不管哪家公司做這件事，它都將成為英雄，甚至還可以用該公司的名字來命名新車道。

多樣性和社會問題

美國的社會分化正在加快。社會流動性下降，技術失業率上升。預計到 2043 年，美國的非白人將佔據人口多數，但他們的收入、財富、教育狀況、身體自由和參政水平都仍然趕不上佔少數的白人。這就是這個國家的孩子將要面對的未來。

技術公司已經開始關注其組織內部的多樣化了，這是個很好的起點，但可以做的還有很多很多。

就拿目前引起廣泛爭議的警務執法來說吧。你居然告訴我 2016 年能提供給警察的最好的非致命武器是 1974 年設計的 25 英尺泰瑟電擊槍？或者說現在我們的每台手機上都已經有鏡頭了，卻不能給每個警徽上配上一個？

真的沒有更好的系統來幫助識別有才華的少數族裔 16 歲少年了嗎？還必須依賴過度勞累的輔導員和標準化測試？技術專家可以做很多事情來引領正確的方向。

教育

全國 SAT 成績的分數已經降到了十年來的最低點。網路教育無處不在，但我們似乎並沒有變得更加聰明。事實上，還可能恰好相反。我們已經用了幾十年時間來研究那些不會在全國範圍內有效實施的教育。同時，我們把數百萬孩子放到了那個農業時代設計的教育加工廠之中！

我喜歡 Altschool、密涅瓦計劃和可汗學院，但相對於全國各地的機會和需要，這些不過只是些皮毛而已。許多人都希望這樣，但這並不現實；其中甚至還涉及到金錢——美國在公共教育上花費了 6210 億美元，但教育仍然不均衡。

難道說 1901 年設計的用筆在紙上填空的模式至今仍然是我們衡量人才的最好標準嗎？

我對新一代的教育表示樂觀，因為這一代的技術人員也開始有小孩了。當你自己的孩子也將進入這一教育系統（包括私立學校）時，就沒有什麼能阻擋你去探究教育系統的現狀了。

政府

當技術專家與政府互動時，他們往往更專注於為謀求自己的商業利益（移民、網路接入）或奉行自由主義（置身事外），否則就可能損失很多錢。政府是一個沼澤，是另一個世界。政府的操作系統基本都已經過時，它們需要升級——但它們自己卻辦不到。

不要讓政府系統嚇倒你。看一看 Lawrence Lessig，這位法學教授想將錢從政治中挖出來，他還籌集到了 1100 萬美元來完成這一工作。這差不多相當於 Google 去年花在政治遊說上的錢。

還有 Jen Pahlka 和「為美國寫程式」（Code for America）的口號，通過優秀的工程師和設計師團隊，他們為城市節省了大量資金。

另外別忘了 Megan Smith，他離開 Google 之後成為了美國政府的技術長，和一些被看做英雄的人一起搬到了華盛頓特區，拯救了 Healthcare.gov。

美國仍然是你的國家，請不要放棄它。

不性感的創業

對矽谷的居民來說，現在是創業的黃金時期。但縱觀全國，創業卻處在 24 年來的最低點，大部分年輕人都沒有開始創業，不管是不是在網上。他們在巴爾的摩、底特律、新奧爾良、克利夫蘭、聖路易斯、普羅維登斯、辛辛那提、聖安東尼奧、紐約州北部等各地找工作以償還貸款或養家糊口。

和矽谷比起來，在這些城市的創業完全不同。它並不性感，也不多金，投資來自信用借貸而不是風險投資；他們需要的是客戶，而不是訪問者或使用者；他們只能影響周圍附近，而不能改變整個世界。創立這些公司的動力並不是宏偉的期望，而是因為這裡有問題需要解決。

這些創業者在矽谷的人身上尋找靈感。你不會相信如果那些科技界巨星在這些城市花點時間並努力將這些城市變得更好會有多麼大的價值。這能讓這些創業者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以上只是浮現在我腦海中的一些問題。事實上你可以在合法正當的前提下選擇帶給你強烈感覺的任何東西，解決任何問題。

當我曾經經營公司的時候，我並沒有太多時間做別的。我以為我正在做的工作代表了我能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最重要的影響和價值。我曾經非常專注，我想變得富有。如果有人向我尋求幫助，我會做一點小貢獻，但我認為我最大的貢獻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在我們被收購之後，我想過加入或創立一家新公司。但我最後選擇了組建一家非營利組織，期望能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幫助人們創業。

這一決定驅策著我走過了過去五年，也讓我經歷過困境，得到了重要的教育。現在市場變得更加捉摸不定了，但你想要它多清楚都可以。人的基本信念是很有用的。

但在人的基本信念之下，你首先需要確信這個問題是值得解決的。它帶來的挑戰和養孩子一樣——你將其養大或者退出，但一旦退出你就失敗了。

以下是對矽谷的呼籲：我們擔心你正在失去靈魂。請接收值得你去做、需要你去做的挑戰，那需要你的熱情、名聲、財富、專注、信念和價值——而不僅僅是市場需要的那些。你是這個時代的建造者；但這並不夠，這個時代還需要你來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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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路透社

還記得 SpaceX 上個月才順利完成火箭「降落」的創舉嗎？今天台北時間凌晨 2:42，SpaceX 在美國加州 Vandenberg 空軍基地發射 Falcon 9 火箭，進行第四次海上回收實驗。很可惜著陸失敗，不過，倒是順利將搭載之 Jason-3 衛星成功送入衛星軌道。

Well, at least the pieces were bigger this time! Won't be last RUD, but am optimistic about upcoming ship landing. pic.twitter.com/w007TccANJ

— Elon Musk (@elonmusk) 2016 1月 17日

本次 Falcon 9 火箭確實返回海上平台，但依照 Elon Musk 自己表示，Falcon 9 的降落速度正確，但其中一隻降落架並未完整發揮支撐功能而斷裂。    

However, that was not what prevented it being good. Touchdown speed was ok, but a leg lockout didn't latch, so it tipped over after landing. — Elon Musk (@elonmusk) 2016 1月 17日

不過還好 Falcon9 火箭並沒有引起爆炸或燃燒，也沒造成人員傷亡。所搭載並送入軌道的 Jason-3 衛星也將用以海洋觀測，提供全球暖化及海平面上升的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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