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自：the guardian《Meet Marc Zwillinger: Apple's secret weapon in its battle against the FBI》，由 TECH2IPO 翻譯

Marc Zwillinger 可以說是 Apple 和美國政府部門對陣所仰仗的男人。在過去，他曾經就職於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主要工作是佈置竊聽裝置。但在過去 10 年中，現年 46 歲的 Zwillinger 成功在矽谷轉型成律師，並致力於為公司抗擊來自美國政府部門的監視要求。

Zwillinger 的身上散發著一種技術專家的氣息，他會習慣性記住政府簡報的註腳和頁碼。在過去 10 年中，他曾經在秘密法庭上幫助 Yahoo！ 迎擊整個美國情報體系，也曾經在 Whatsapp 和警方對峙時為前者提供諮詢。這一次，當美國一家最具價值的公司被官方部門質疑為何不為破解一個恐怖分子的手機提供協助時， Zwillinger 又一次站了出來。

Zwillinger 親自創立了一家名為「ZwillGen」的公司，並一直在公司擔任管理合夥人一職。在這起案件中， Zwillinger 和其他 4 名律師的加入意味著 Apple 並沒有將這起事件看成是單純的「品牌行銷」事件，在這點上和政府的指控顯然不符。相反， Apple 已經準備好要打一場長期的司法硬仗，這場戰爭的結果有可能會直接影響接下來數年中數位權益的局面。

在 2 月 16 日，一位美國地方法官命令 Apple 削弱一台由聖貝納迪諾市（San Bernardino）槍擊者所有的 iPhone 的安全措施。 Apple 對此發起了上訴，他們認為一旦作出妥協，這起事件將會成為一起法律判例，以後政府部門有可能會面向其他設備提出更多類似的要求，這種行為將會削弱客戶的信任度。

一些熟知且認識案子的地方法官 Sheri Pym 的人士認為 Apple 將會輸掉第一回合。但目前 Apple 正在發起上訴程序，案件甚至有可能被提交至最高法院審判。

Apple 的法律團隊代表為 Gibson Dunn & Crutcher 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Theodore Olson 。據悉， Olson 在美國最高法院的出席時間比任何一位美國律師都要長。在 2000 年，儘管選舉的結果非常膠著，但他還是成功說服最高法院 George W Bush 才是那屆競選的獲勝者，隨後進入了 布希政府工作。在 2013 年，擔任私人律師的 Olson 成功說服法官取消針對加州同性戀婚姻的限制，自那時起，他開始與民主黨交好。

面對恐怖襲擊案件，Olson 擁有絕對的參與資格，這一點或許正是他和這起案件聯繫最為緊密的地方。在 911 事件中， Olson 的妻子不幸置身於遭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國航空 77 號班機上。 「你要記住，恐怖分子總是想要改變我們的生活，他們希望能夠掠奪我們的公民自由權。」他在接受 ABC 關於 Apple 案件的採訪中說道。

熟知 Apple 法律策略的人表示，如果說欠缺科技法相關經驗的 Olson 是 Apple 和 FBI 對抗的發言人，那麼 Zwillinger 所充​​當的角色正是熟悉監聽法案的參謀。在過去一年中， Zwillinger 一直在幫 Apple 處理政府部門關於數台手機的解鎖要求。而在這個星期， Zwillinger 則一直與以「美國民權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為首的隱私組織進行接洽，目前美國民權同盟正在撰寫這起案件的簡報。

「政府所追求的權威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很難界定這種權威的界線。他們難道會停留在解鎖階段嗎？」在 10 月份的一次聽證會中，Zwillinger 跟地方法官 James Orenstein 如此說道。當時在紐約市（New York）也有一台極待解鎖的手機。

Zwillinger 在紐約郊區 Scarsdale 長大。在 9 歲的時候， Zwillinger 曾經在一個校園節目上擔任白雪公主的律師，當時他曾明確表示希望自己長大後能夠成為一名真正的律師。後來他進入了哈佛大學法學院。

(photo by 路透社)

畢業後， Zwillinger 曾在美國司法部電腦犯罪及知識產權部門任職，當時他所擔任的是檢察官一職，所負責的案件皆為最高機密等級。後來和許多曾出任檢察官的律師一樣， Zwillinger 很快就轉換跑道，並在針對矽谷的竊聽事件中努力為公司爭取利益。

確實，這群律師在外面往往能夠賺取更高的薪資。但許多曾就職於政府部門的人卻表示，他們在離開政府後才看清楚了政府機構的越界現象，儘管這些機構往往持有善意的出發點。

「往往是在脫離政府機構以後，他們才能意識到政府機構到底有著多大的權力。」 Albert Gidari 說道，他是一位已經退休的隱私案律師，曾經為 Google 提供法律服務。此外，Gidari 還向 Apple 推薦了 Zwillinger 。直到今天， Zwillinger 還會在每年假期向 Gidari 寄送巧克力糕餅，以示感激。

「實際上，在身處政府機關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知道權力有可能會被濫用。」 Gidari 表示。

在法庭上， Zwillinger 會將這一點轉化為自己的優勢。一份最近被解封的法庭證詞記錄顯示， Zwillinger 在反擊一單監聽案件時說道：「在過去，我曾經發起過監聽請求，也曾經飽嚐監聽的果實。」當時是 2008 年，他需要在 45 分鐘內在外國情報監視法庭說服一位法官，為什麼他的客戶Yahoo 不應該將用戶的郵件信息交給美國間諜。

「即便是在居民不知情的情況下，美國政府為數百萬人建立起資料庫的行為也會帶來極大的傷害。」他說道。在那場官司中，他以敗訴告終，而且由於案件的保密要求，他直到 2014 年才可以對案件進行評論。

和 Zwillinger 相熟的人認為他對隱私問題的關注已經提升到了個人層面，而不僅僅是因為受僱於公司並出任辯護律師一職。在 2015 年，Zwillinger 接受了在外國情報監視法庭出任「法庭之友」一職的邀請。在任期內，他將會以局外者的身份對政府機構的數據請求提供建議。但由於案件的保密要求，我們尚不清楚他曾經參與過哪些案件。

受僱於科技公司的 Zwillinger 有時也需要辯護公司數據收集行為的合理性，儘管科技公司的客戶對此並不滿意。

在 2014 年， Zwillinger 曾經在一個險些演變成集體訴訟案件的事件中為 Apple 以及其他幾家科技公司發起辯護。在這起事件中，許多用戶控訴以 Apple 為首的科技公司在未經用戶允許的情況下收集通訊錄訊息。 「當時法院甚至懷疑用戶可以申請合理賠償。」一位法官寫道。

另一方面，據知情人透露， Zwillinger 和他的公司也曾經因為不喜歡客戶的行為而拒絕客戶的辯護請求。

現在受僱於 Apple 的 Zwillinger 一直在鍛煉自己的法律論證技巧，在過去幾個月中，他曾經代表多個公司在法庭上和政府進行抗衡。 Zwillinger 寫給紐約法官的信件於 2 月 23 日被解封。他在信件中透露 Apple 曾經收到過至少 10 起來自政府的解鎖設備請求。

在 2015 年，政府曾經在布魯克林區向聯邦法院發起情願，希望法院可以強制 Apple 從一台 iPhone 設備中提取出數據。在這起案件中，政府所引用了和該案一樣的一項法院強制法案：頒佈於 1789 年的「All Writs Act」法案。這項法案賦予了法院確保自己的命令能夠得到執行的權力。

但 Zwillinger 卻對這項法案進行了迎擊，他的辯詞後來也一再被Apple引用：如果說Apple幫助政府部門解鎖了一台手機，哪怕這台手機的所有者是一名嫌疑犯，這個行為也還是損害了消費者對公司安全性的信任。

「客戶有可能會想，如果 Apple 無意通過獲取用戶數據牟利，而且還為了防範用戶數據被獲取而打造出這麼一個系統，那它為什麼又要對一個沒有明確法律依據的命令言聽計從呢？」Zwillinger 在法庭中問道。

從負責這起案件的地方法官 James Orenstein 的示意中，我們可以得知他非常認同 Apple 的論據。但儘管如此，由於案件中的被告已經被認定為有罪，因此法官還是決定保持裁決結果不變。 Zwillinger 請求法官盡量以能夠為 Apple 設立一個良性案例的原則審判，以便 Apple 以後面臨類似的案件時有據可循。

Zwillinger 曾經針對這起案件發表評論，他表示 Apple 或許會萌生向政府妥協的意向。 Apple 可以從服務中向政府提供和設備有關的部分數據。但 Zwillinger 也強調 Apple 希望國會可以為這類舉措制定法律，並向所有科技公司進行推廣，而不是單純以一項發佈於 1789 年的陳舊法案。

「這是一個時代性的問題，問題的關注點在於隱私和政府可獲取的權限之間究竟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實現平衡？」Zwillinger 在評論紐約的案子時說道，「我們不妨將結果的利弊以及整個案件的過程提交給國會，並讓他們發起一場公開討論，以尋求出一種合適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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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acob Bøtter)

本文來自：medium.com，《Good CEOs do just 3 things》，36氪 翻譯

矽谷頂尖的風險投資家和著名的部落格作者 Fred Wilson 在《 CEO 該做什麼》這篇文章中曾這樣說道，一位 CEO 其實只需要做好三件事就夠了：

• 制定公司的願景和戰略，同時和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充分地溝通和交流。
• 要為公司招聘和留住最優秀的人才。
• 確保公司銀行帳戶裡有充足的發展資金。

咋看之下，你可能會想：上面這三件事和一家正處於快速發展中的新創公司的 CEO 的真正角色相比有點太過簡單了。然而當你真的認真回想之後你就會發現，作為 CEO ，你的大部分時間其實都是花在這三件事上，最起碼是與這三項工作相關的事情上的。

根據我自己過去超過 15 年的親身新創和經營公司經驗，我想在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技巧，幫助大家真正做好 Fred Wilson 所說的 CEO 應該做好的三件事。有一點要記住，和其它任何事情一樣，你實踐越多，你就能掌握的更好，尤其對那些第一次做 CEO 的人更是如此。

一、制訂公司的願景與戰略

(photo by EladeManu)

不要想當然地認為公司裡的每個人都知道你腦子裡在想什麼，他們並不知道。所以你必須要持續不斷地和公司的所有員工（不限於公司管理層）溝通和強調你所制訂的公司願景和戰略，直到他們能銘記於心為止，不要擔心他們會厭煩。

在溝通和解釋公司的願景和戰略的時候，不要僅僅談論數字和產品。告訴大家公司的願景和戰略為什麼對你、對他們、對用戶和投資者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同時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在這裡面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

作為 CEO ，你肯定比公司裡的任何人都要了解所在的市場、競爭對手等情況，你需要記住這一點，同時你也要意識到，你知道自己是可以與公司共患難、共生死的，但並不是所有員工都會像你這樣。

你最好能定時召開公司全體員工大會，這樣你就可以一直利用這個大會機會和大家討論公司的願景、戰略和進展。如果你的公司正在快速發展、員工規模持續增加，這時你更應該這樣做。因為你需要讓公司的所有人（不管是老員工還是新加入的員工）能夠在同一個願景和戰略下齊心協同作戰，沒有什麼方法比公司 CEO 與他們直接溝通更能加強團隊的凝聚力了。

盡量避免過於頻繁地更改公司的願景和戰略。市場會發生一定的變化，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你也需要針對市場的變化做出適當的調整，但在一年之內最好不要進行超過一次的重大戰略調整。你的公司規模越大，調整公司發展戰略方向的難度也就越大，重大戰略調整意味著需要很多額外的支出，同時也會對公司員工造成困惑。

二、招聘最優秀的人才

(photo by Nguyen Hung Vu)

對於那些你所認為的關鍵職位，作為公司 CEO 的你最好能積極參與到整個招聘流程中去。從最開始的聯繫應聘者，到和應聘者見面，再到最後的面試並向應聘者宣揚公司願景，你最好都能親自參與，不要想著什麼事情都讓團隊的其他人代勞。優秀的應聘者都是搶手貨，作為公司 CEO 的你和他們面談能展現你對他們的重視，進而提高他們加入公司的可能性。

如果可能的話，最好能提前半年制訂招聘計劃。招聘優秀的人才是非常花時間的，不管你的人脈資源多麼豐富都是如此。

對於那些最優秀的人才而言，他們不會僅僅因為你的公司有一個很棒的廚房或廚師而選擇加入你們的。他們希望能在行業頂尖的公司裡去工作，公司必須有宏大的願景和巨大的發展上升空間，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公司充分施展拳腳、發揮價值。所以建議你在這個方面下足功夫去說服應聘者。
正如 Beb Horowitz 在他的暢銷書《The Hard Things About Hard Things》中所說的那樣，要努力招那些能夠充分滿足公司未來 18 個月發展需求的員工。 18 個月後，你就會發展成一家全然不同的公司，因此可以暫時不考慮 18 個月以後的招聘需求。

招聘時，要將注意力放在應聘者本人身上，而不是他的簡歷上。是什麼讓他們不同凡響？他們對什麼充滿熱情？對於他們過去取得的不錯成績，他們是否能保持足夠的謙遜？他們最看重什麼東西？他們如何應對艱難的場景？技術不懂可以學，但品性是很難改變的。

三、確保公司有足夠的資金

(photo by khrawlings)

如果要融資，確保融得的資金能滿足公司未來 18 個月的需求，而且是發展不順情況下的需求。換句話說，如果公司未來 18 個月發展的非常糟糕，你也需要有足夠的資金也度過這 18 個月。

在快速發展和資金消耗過多之間是有一條界線的。你可以快速發展，但同時要留意資金不能過快消耗。與其資金消耗太快、在沒融到下一輪融資之前不得不砍掉一半員工，還不如發展得慢一點、資金消耗慢一點。
大部分高速發展的公司都會花很多錢在市場行銷上面，而不考慮一個合適的投資報酬率。與其這樣，還不如先花少量的錢在多個行銷管道上進行測試，進而找到最佳投資報酬率的行銷管道，最後在這個行銷管道上猛推。

如果你的目標是創辦一家未來會上市或是可能被收購的公司，建議你將公司的薪酬的重點放在股權上、而不是現金薪資上，尤其對於公司管理層更是如此，只有這樣，大家才能齊心協力為公司創造更多未來的價值，即便是為他們自己所持股權他們也會拼命的​​。

你越早搞清楚哪裡的資金利用率高、哪裡的利用率低，你就能越快想辦法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更有智慧地花每一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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